杜特尔特已经在海牙被羁押将近六百天，距离11月30日的庭审越来越近。 联大一场普通的年度报告表决，中方一句表态， 瞬间戳破了这场国际审判背后藏着的法理争议。 管辖权之争 菲律宾在2019年正式退出《罗马规约》，退出程序走完之后，本国不再属于ICC的缔约国。可国际刑事法院依旧坚持推进对杜特尔特的审理，支撑它继续办案的依据，就是规约第127条，认定退约不能抹除退约之前已经发生罪行的管辖权。 上诉分庭在今年4月作出裁决，维持了这份管辖权认定，但是这份判决本身，内部法官就没有达成统一意见，有法官出具异议意见，认为法院已经越过了合理的法律边界。 这套解释方式，在国际法学界一直充满争议。不少国际刑法学者提出质疑，规约条文本身并没有清晰写明，缔约国退约之后，遗留案件的管辖权边界到底划在哪里。 如果只要犯罪发生在缔约国时期，哪怕国家已经正式退出条约，法院依旧可以随时启动审理，那么国家的退约权实质上就被大幅削弱。 国家自愿加入、自愿退出，本是《罗马规约》建立在主权自愿基础上的核心逻辑，一旦这个口子放开，后续所有主权国家都要面对同样的风险。 中方在联大的发言，并不是针对杜特尔特个人的罪责，而是守住这条主权底线。中方明确提出，ICC应当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，不认同在没有安理会移交情势的前提下，管辖非缔约国国民。 联大当天的投票结果是93票赞成，13票反对，36票弃权，中国投出弃权票，美国、俄罗斯、以色列投反对票。这一组票数，也直观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ICC扩权这件事，分歧已经非常明显。 想要看懂这个争议，不能只盯着杜特尔特案，还要对照ICC过往的经典判例。 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当年被移交海牙的时候，科特迪瓦还没有加入《罗马规约》，属于非缔约国，案件是该国国内力量主动提交给法院，历经多年审理，最终法庭因为证据不足，宣判巴博无罪。 肯尼亚的鲁托案同样是典型，案件启动之后，证人持续受到干扰、出现大量证人退出，最终指控被全部撤销。 对比这两个案子就能发现，ICC能不能顺利办案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国本土政权是否愿意配合。 巴博案、鲁托案的波折，暴露出这套司法体系先天的短板，它没有独立的强制执法力量，取证、抓捕、证人保护，全都依赖当事国的配合。一旦本土政权态度转变，案件推进就会处处受阻。 而杜特尔特案，恰好撞上了菲律宾国内政坛激烈的派系斗争。小马科斯政府选择配合ICC的逮捕行动，才让杜特尔特顺利被送到海牙。 几乎同一时间段，针对副总统莎拉的弹劾程序启动，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条款，一旦参议院三分之二票数定罪，莎拉就会被免职，并且永久失去参选公职的资格。莎拉原本是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。 与此同时，ICC公开了此前秘密签发的逮捕令，目标是杜特尔特时期的警察总长德拉罗萨，德拉罗萨向菲律宾最高法院申请保护，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临时限制令申请， 但回避了菲律宾配合ICC逮捕令是否符合本国宪法这个核心问题。这份悬而未决的宪法争议，已经搁置很久，菲律宾本土司法机关迟迟没有给出最终定论。 司法和政治互相缠绕 海牙的庭审程序还在稳步推进，11月30日正式开庭，控辩双方会在法庭上出示证据、展开辩论。按照司法原则，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之前，杜特尔特都应当被推定无罪。 但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博弈不会停下，弹劾案的审理、派系之间的对抗，会持续和海牙的审判互相影响。 对于杜特尔特阵营来说，中方在联大重申的立场，是在法理层面给到的一种外部声音，但这份表态没有办法直接改变ICC的审理流程，也不能直接推翻已经生效的管辖权裁定。 中方的发言，面向的是所有主权国家，划定国际司法机构的权力红线，而不是介入个案的审判结果。 另一边，ICC本身也正处在巨大的舆论和法理压力之下。不断有国家开始反思，无边界的管辖权扩张，会持续冲击主权原则。 过去很多国家愿意认可ICC的价值，前提是它恪守补充性管辖原则，也就是优先尊重当事国本土司法体系，只有本国司法系统无法、不愿审理的时候，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介入。 一旦这个原则被弱化，机构的公信力就会持续受损。 菲律宾国内的局势同样充满变数，弹劾案的走向，会直接改变菲律宾政坛格局。如果莎拉弹劾成立，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力量会遭遇重创； 如果弹劾失败，派系之间的对抗还会持续升级。而德拉罗萨的逮捕令，也会持续牵制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的投票力量，左右弹劾法庭的票数格局。 先例不能开 这件案子最终的庭审结果，会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。 如果ICC的管辖权认定最终被维持，意味着任何国家，只要曾经加入过《罗马规约》，哪怕后续正式退出，多年前发生的案件，依旧有可能被ICC翻出来审理。 这会改变整个国际刑事司法的运行逻辑，各国对于加入、退出国际刑事条约这件事，会变得更加谨慎。 巴博案、鲁托案已经证明，ICC的判决能不能落地，很大程度上依靠大国和当事国的配合。它没有自己的执行力量，判决本身没有天
